11月8日,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提“美丽中国”概念,并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其中,关于“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表述引发有心者关注。 此前的10月3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被列为五大主要任务之一。 会上,有关部门历时6年开展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浮出水面:“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早在2006年7月,原环保总局便宣布耗资约10亿元,开始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展开首次调查。《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说,此次调查预计2008年完成。 彼时,《人民日报》还援引原环保总局的不完全调查资料称,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据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自此之后,关于中国土壤污染现状,一直便少有官方数据见诸报端。
关于中国土壤污染现状,半官方和诸多民间机构不断展开“猜谜”游戏,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各方颇为认同,即面对令人咋舌的土壤污染现状,土壤修复市场的想像空间颇大。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蒋建国近日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称,市场关于土壤修复市场规模达千亿元的预测并不为过。 “土壤修复市场到底有多大,与城市化的阶段有关,中国城市化还在向前发展,制造业也还在发展,不可能在短期内转移到东南亚,土壤修复市场将来或许会更大。”11月初,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对早报记者说,当下最重要的是把土壤保护和治理结合起来,不能只盯着修复市场。 蒋建国提醒,关注市场的同时需注意,中国土壤污染修复市场才刚开启,技术标准、市场机制、治理费用标准都待完善。 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下发《“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被列为环保产业的十大关键技术之一。 业界眼下翘首企盼的是,去年8月便已通过专家论证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能于近期出台。该规划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首次开展的土壤环境保护综合性规划。 “房地产市场带动城市污染场地修复”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说,“这几年大家比较关注工业污染场地。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和持续增长,大量工矿企业基本从城区搬走进入工业园了,腾出来的这些城区土地有较高的升值空间。” 土壤污染总体可分为农业用地污染和非农业用地污染,目前最受关注的修复市场主要集中在非农业用地污染中的城市污染场地。 据蒋建国介绍,非农业用地污染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个是原来在城区的工矿企业搬离城区后留下的场地;第二个是废弃物、废渣,包括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简易堆放场;第三个是交通用地,包括加油站、老的铁路公路沿线污染问题;第四个是比较特殊的场地污染,例如军用的射击场。 蒋建国说,很多城市有比较多的工业用地,特别是化工厂、焦化厂、农药厂,历史上污染控制可能不是很严格,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是因为涉及到经济价值的问题。 “这几年大家比较关注工业污染场地。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和持续增长,大量工矿企业基本从城区搬走进入工业园了,腾出来的这些城区土地有较高的升值空间。”高胜达说。 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受市场青睐,农田污染修复相对偏冷,不仅是土地升值空间的问题,还涉及到资金机制和修复时间的问题。有市场人士称,城市土壤修复要求快速,一般使用物理化学方法,资金上有保障。农田修复一般使用植物或者生物菌来改良土壤,费用较低但耗时较长。 “为什么城市污染场地一下带动了土壤污染修复市场?因为农田污染这一块没什么资金机制,只能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它没有明晰的买单者。城市不一样,城市地价上涨得非常快,溢价程度比较高,开发一块土地后,基本可以抵消修复成本,还能有利可图,所以城市污染场地修复市场一下子打开了。”高胜达直言,城市污染场地修复市场因房地产市场高涨而起。 他的担忧是,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可能为土壤污染买单,靠房地产带动起来的土壤修复市场不是可持续的,土壤修复需建立责任机制。 而农田关乎粮食安全,农田污染的治理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更加迫切。 高胜达告诉早报记者,农业污染已存在很多年,农田污染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而加剧的。土壤污染具有移动性,工业用地受到污染,污染物通过大气和水循环进而污染农田。 今年7月,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杂志在一则报道中援引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志群的话称,由于农药、化肥和工业导致的土壤污染,中国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 “土壤治理不要有救火员心态”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蒋建国说,“美国土壤修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他们的机制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美国有个国家优先名录,有1600个污染场地优先修复,但到现在还没完全弄完。” 土壤污染会潜伏很多年,受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土壤甚至无法靠自身修复功能回到健康状态。污染土壤的修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中国的土壤污染具有自身特性。据高胜达介绍,欧洲各国在轻工业和重工业上具有分工协作的特点,因此土壤污染种类不全。而中国产业比较齐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土壤污染种类全面,污染富集时间长,中国的土壤污染“比较重比较复杂”。 眼下,工业产业的转移又给土壤治理添加了新的隐患。 据介绍,中国工业转移有两大趋势:一是从城区转向郊区,一是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如果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未来这些地区的土壤或将成为工业发展新的牺牲品。 高胜达特别提到,“中国工业在不断地向低成本的中部、西部转移,这些地区环境脆弱,许多还是江河湖海水源的发源地。这些地区的经济未来二三十年可能得到了发展,但留下的环境问题可能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更长的时间。” “现在来说,治理污染土壤有意义,但重要的还是防范。”高胜达说,不要等到污染了再去治理,不要有“救火员”的心态。 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美国经历”或可作为他山之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启动了超级基金,这些基金由环境税、石油税等组成,专门用于治理污染土壤。那时,美国仍有许多制造业。 高胜达称,从那个时候,美国的污染源就在减少,同时还在修复污染的土地,而中国的污染在增加,并且当时土壤污染问题还没被关注到。 蒋建国则指出,“美国土壤修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他们的机制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当时超级基金设立的时候,美国有个国家优先名录,有1600个污染场地优先修复,但到现在还没完全弄完,污染程度非常高的污染土地到现在还没完全修复好。” 蒋建国认为,中国也可以设立类似的基金,但土壤修复的盘子非常大,不是几十亿元或几百亿元就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现在没法律逼迫天天喊清洁生产没用” “一些外企到中国建厂,它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检测使用土地的土壤和地下水,保留评估报告。在撤资的时候再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评估,与此前的评估作对比,如果土壤和地下水出现问题,它们就修复。”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说。 一个基金显然难以包揽所有问题。防范和建立相关标准,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作土壤治理的当务之急。 据介绍,在美国,针对土壤污染有专门法规,规定企业如果不再使用某块土地时,要检测评估其是否符合生态安全标准,若不符合,企业必须修复这块使用过的土地。 “一些外企到中国建厂,它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检测使用土地的土壤和地下水,保留评估报告。在撤资的时候再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评估,与此前的评估作对比,如果土壤和地下水出现问题,它们就修复。如果没有问题,评估的报告也算留有证据。”高胜达指出,中国的企业缺乏这样的意识。 他建议,不论是政府收储土地,还是企业使用土地,都要有责任意识。中国应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在土地交易和使用中,土地的折损价值是需要买单的,收储土地就要把责任一并收了。 “国外投资者的这种意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被法律逼迫的。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逼迫,天天喊着清洁生产是没有用的。”高胜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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