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及其改良

goodzxm

至少有两部中国古代典籍提到了土壤问题，即《尚书·禹贡篇》与《管子·地员篇》。这两部典籍的成书年代与它们自称的年代相差甚远。《禹贡》据称反映了伟大的文化英雄禹从九州接受贡赋的情况，而禹将中国从洪灾中解救出来的时间在公元前24世纪。不过，人们一般认为该书的成书年代应该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215《禹贡》对九州土壤的颜色、质地与肥沃程度进行了描述并划分了等级。（见表9 略）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土壤条件最好的地区在雍州、徐州、青州与豫州，即沿整条黄河从黄土高原一直延伸到下游平原的区域。土壤等级最低的地区分布在梁州、荆州与扬州（长江流域），及西南山地各省。换句话说，土壤等级是按照旱地农业的标准来划分的，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以诸如黍这类需水量非常少的作物的栽培为标准的。奇怪的是，赋税等级与土壤的肥沃程度并不一致。冀州、豫州、荆州与青州赋税最重。这些地区在战国时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韩、赵、魏、齐、楚的所在地，在汉代仍然是人口密集的地区。不过，秦汉时期人口密集的畿辅地区，即《禹贡》中的雍州，并没有出现在赋税较高的地区之列。赋税等级与人口密度之间的联系可能有两种解释。首先，人口税在先秦时期的赋税中占有极大比重。其次，实际的生产率是由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力多寡，而不是土壤质量决定的，而可以投入的劳力又是与人口规模相联系的。由于《禹贡》原文是根据各州土地的产出来确定赋税标准，而且没有提及人口税，因而第二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禹贡》的作者可能只是如实记录了土壤等级与税率，而不是为了强调土壤的质量。

《管子》同样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文资料。《地员》篇讨论了地下水的水位、土壤质量与各地特有的植被等问题。夏纬瑛认为该篇写成于战国时期，涉及的地区是中国东部，不包括秦国。而友于则认为这一作品是在武帝统治时期完成的，涉及的地区主要是今陕西省，即关中地区。216友于引证了现代土壤资料，因而其论证更有说服力。

按照《地员》篇的说法，土地首先可以根据地势划分为平原、丘陵和山地。《地员》开篇描述的可能是畿辅地区的五种土壤及其地下水的水位。首先是灌溉良好的土壤渎田，地下水距地表35汉尺，是所有土壤中最肥沃的，五谷都能生长。其次是一种红色肥土赤垆，它被描述为“历强肥”，意思是疏松又结实，非常肥沃，可能是黏土与砂土比例适中的混合物。其地下水位于地表以下28汉尺，也是一种适宜五谷的沃土。第三是一种黄色砂土黄唐，被视为是贫瘠的土壤，土质过于疏松，以至难以保持足够的水分，地下水在地表以下27汉尺。在这种土壤上甚至很难造墙建屋。五谷中只有黍能在上面生长。第四种也是一种红壤，可能是褐色黏土，称斥埴，适宜种植豆与麦。地下水味咸，距地表仅14尺。最后还有一种黑色土壤黑埴，其颜色表明它可能是分解后的有机物的沉淀物，适宜种麦。地下水距地表7汉尺，味苦。这种土壤似乎分布于河谷低地或临近河岸的地区。

《地员》篇将丘陵区的土壤分为15种。在这些地区，地下水的水位在地表下42至126汉尺之间不等。而所列最后五种土壤中有四种位于高海拔地区，地下水实际上已深不可及。随着土地海拔的逐渐升高，地下水也越来越深，在高山与河谷之间呈现出一种阶梯状的模式。原文没有提到丘陵地区的植被情况。

奇怪的是，对山区的描述却涉及到了当地的植被以及水源情况，而且似乎比丘陵阶地更容易够着地下水。对丘陵与山地都没有描述土壤状况，也没有提到肥瘠程度。

《地员》的后半部似乎出自另一个人的手笔。它首先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地势不同则适宜生长的草木不同，并且列举了十二种草木的高下次第，以此来说明地势高低是怎样影响各种草木分布的。它认为第一等级的土壤有三种，如表10所示。这些分类表明作者认为土壤的肥沃程度是由土质构造与水分供应情况共同决定的。

虽然《管子》对土壤的分类主要基于土质与水分供应情况，但值得一提的是，《地员》篇的作者注意到了质地疏松的土壤缺乏肥力，这种土壤被描述为细软、松散、容易凝结成颗粒等等。这类土壤很可能是淋溶作用的结果，植物养分向下渗透、流失了。黄河、淮河流域的土壤大多是棕色、浅棕色的灰化土、栗钙土与淡栗钙土，它们因黄土的近期沉淀而完全石灰化了。这类土壤的养料一般很容易流失。217

在《地员》篇论述了土壤问题之后，接下来当然就是识别最适宜某一土壤的作物了。这种观念在当时可能非常普遍。不过，《吕氏春秋》的论述却提到了各种改良土壤的措施，从而对这一基本观念发起了挑战。218《氾胜之书》遗文也称，土地的生产力并非完全由土壤的构成决定，通过施肥同样可以创造肥力（文献五，4：7.1.1）。

农业土壤学承认土壤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219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为化学性风化与机械性位移之类的自然过程，而且包括人类通过耕耘与施肥等活动对土壤状况的控制。人类能够真正改造土壤，彻底改变其固有的构造。220

《氾胜之书》专门论述了土壤改良问题。坚硬的土壤可以通过提前细耕而变得松软，而轻土弱土则可以通过将草叶踩入土中，甚至不用草叶直接踩实而变得坚实（文献五，4：7.1及4：7.4.1）。用动物的粪便、蚕粪或骨汁粪种可以提高种子附近土壤的肥力，给种子提供最理想的养料供应。221（文献五，4：3.1至4：4.1.2）汉代学者已经将粪种视为改良土壤的途径之一。汉代注释家郑玄在对《周礼》的注释中指出，改良土壤的途径包括因地制宜地选择作物及用骨汁粪种。而且郑玄明确声称这种土壤改良途径与氾胜之介绍的方法是类似的。222（文献四，11）

事实上，即便新垦土地也是经过了人工改良的，这一改良过程在开垦处女地耕种时就开始了。无论林地还是草地，人们在耕种前总要烧掉原来的植被，并让灰烬分解掉。这种经过分解的灰烬，自然能够给土壤提供有价值的养料盐。223（文献四，12）这种土地开垦过程虽然与刀耕火种有些相似，其目的却是在伐倒树木的次年只进行有限的耕作，而为第三年及此后创造良田。这种土地垦殖办法早在商朝就出现了，并且在西周的文学作品中有过生动描述。224当然，人们也能够通过施肥、灌溉来持续地改善土壤的特性与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土壤是处于人类的操纵控制之下的，而不是由它来决定人类必须种植的作物。

汉代的肥料主要有两种，绿肥与粪肥。在中国，对绿肥有意识地使用很可能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出现了，至迟也不会晚于公元前5世纪。225《礼记·月令篇》的记载可能是关于绿肥的最早记录。《月令》有一节论述了在季夏时节杀草焚烧，然后浸之于水，利用高温加速其分解过程，从而“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文献四，13）。汉代农书《氾胜之书》中也有一段是关于使用绿肥的。作者警告说，必须等草长出后才能翻耕农田，这样的话在杂草翻埋于土壤中并且腐烂后，农田就能得到改良。

“粪肥”包括人和动物的粪便。一位农史学家最近论证说，人类在农业生产中有意识地大规模使用肥料前，可能就已经将粪便作为肥料用于居所附近的园圃了。226直到现在，中国城市内的粪便仍然作为肥料被运往菜圃和稻田。汉墓出土的陶制房屋、农舍模型等都带有厕所，说明它们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是住所的一部分。227除了人粪外，家猪与家禽是粪肥的主要来源。（见图版1，略 ）这与欧洲的肥料来源完全不同，欧洲主要是牛粪与马粪。欧洲农民有大量休耕地，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牲畜放牧空间，而中国汉代的农民根本没有休耕的条件，土地必须连年耕种。汉初有人估算农户全部生产收入中有20％与“六畜”（鸡、狗、猪、马、牛和羊）有关。对这类特殊收入的计算包括“糠秕”（文献四，8），说明它包含了饲料与家畜的价值，因此，无论饲料还是家畜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要低于20％（文献四，8）。228这一数字当然远远低于牲畜饲养在欧洲农户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汉代农民在改良土壤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说明土地十分珍贵，而农民无法购置大片土地。牲畜饲养规模有限，也凸显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生产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必要性。而且，小规模农作与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个人投入集约农作物的力量越多，他能够进行大面积作业的可能性就越小。粪肥的来源越贫乏，令人满意地大面积改善土壤质量的可能性就越小。用粪肥改良土壤、粪种与有限的禽畜饲养，都表明汉代农民不得不采用小农经营的方式。

vivi123

来个沙发

vivi123

灌水一次

fly110

太长了。不过真长知识了。

侦探之小柯南

说的好，一定回复～












深圳私家侦探公司 厦门私家侦探公司 上海私家侦探 www.511745.com www.xmjihe.com